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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负面清单“做减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历经8次缩减,不断放宽准入,从最早190项缩减到现在的全国版29项和自贸试验区版27项;去年11月新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正式施行,制造业领域限制性措施“清零”。营商环境做“加法”:前不久,《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出台,明确扩大电信、医疗等领域开放试点,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巴罗当天与阿尔及利亚外长阿塔夫举行会谈,讨论了双边关系等议题。他随后还与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会面。巴罗表示希望重启两国对话,实现两国的互利共赢,并表示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同时也要看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春耕时节,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果农忙着修剪枝条、施肥浇水,二十里铺村果农武正全信心满满,“管护好果树,争取多结果,盼着今年再获丰收。”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近日,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分区分类指导,细化实化措施,确保夏播作物种足种满,奠定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