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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

　　建立重要关口教育机制。党员一生会遇到很多关口，不忘初心要“慎初”，比如入党之初、任职之初、升职之初、转岗之初，此时要树立守纪“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系好“第一粒扣子”，重大节也要重细节、管小节，防止细微之处变为危险之处。此外，纪律教育要“一人一策”、精准教育，既教政治立场，又教政治能力，不仅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且针对党员干部进退留转及其心理变化，帮助其提高坚定理想信念的水平，提升应对复杂难题的能力，掌握拒腐防变的方法和疏导压力的艺术，防止产生侥幸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和虚荣心等。如此，纪律教育才能既发挥规范约束功能，又起到激励保障作用。

　　何咏前介绍，当前，面对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广大外贸企业的坚强后盾。在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的同时，商务部将采取四方面措施，帮助外贸企业更好依托国内市场，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

　　傅盛指出，未来不会有专门的“AI公司”，每个公司都会是AI公司。因为这是一场巨大的生产力革命，企业如果不拥抱AI技术，就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此外，AI不应被视为一种补充工具，而应成为底层逻辑。在许多工作中，AI先进行审核和优化，将极大提高劳动效率和准确度。

　　“对此，我有一个想法，在商业场景适老化的创建中，政府部门应发挥主导牵头作用，例如建立老年人专门店，这是目前比较稀缺的。”周海旺说，相比年轻人，老年群体更习惯线下消费，银发产业完全可以和提振消费、促进线下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政府部门的监管引导下，引入各种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商业项目、消费场景，实现兼具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我最喜欢电影中，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电影的特效非常细致，例如每一只怪兽的形象和链条的摆动等都非常细致。”来自台湾一所大学的张同学描述观影感受。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安全隐患。从个人信息被窃取、倒卖后的精准营销，到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再到已引发多起悲剧的网络暴力，对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上“裸奔”的焦虑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是否会再次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而引发新的信息安全危机，也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