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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

　　同时也要看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下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个年份超过百分之百。也要看到，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内需拉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国内需求增长仍面临诸多制约。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居民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有效满足。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新特征，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需要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引领新需求，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二是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尚不稳固。这主要体现在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企业经营压力和账款拖欠问题依然存在，居民收入预期不稳，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三是资源要素流动不畅。一些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制约内需潜力释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健全，民生保障短板尚未补齐，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的持续释放。这导致我国经济循环不畅，国内大循环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