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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方案明确，重庆将围绕“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目标，按照市、区县、镇街和村社四级管理权限层层压实责任，动态划分高中低疫情地区，实施“一地一策”，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对此，检察机关依法严惩“网暴伤企”犯罪，依法有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助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坚决惩治网络暴力、“网络水军”造谣引流、舆情敲诈等违法犯罪，净化网络环境。由北京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网暴伤企”案件，就是一则鲜活的司法样本。

古城内的木氏土司府衙署见证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习近平察看木府主要建筑，参观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展示。他强调，要保护利用好木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罗森：古波斯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大量中国元素在这一时期向西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古波斯的艺术和工艺。例如，古波斯绘画中含有许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元素，而我们熟知的白瓷，也源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从西亚和更远的地区吸收了大量文化因素，尤其受到佛教的影响。我的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专门探讨佛教艺术如何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融入了西亚乃至希腊的元素。许多装饰图案，如特定的花纹、植物图案等，最初可能源于西方，随后传入中国，被中国工匠改造、创新，最终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再度出口至西亚甚至欧洲。这种文化交流，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互动密切相关。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汇地带。

　　作为江苏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无锡素有“太湖佳绝处、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百年工商城”的美誉。2024年，无锡全市GDP迈上2200亿美元台阶，人均GDP首次突破3万美元，利用外资占全省比重18%，进出口总额连续4年超千亿美元。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凝聚在古城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间，更以鲜活的方式渗透在群众的点滴生活里。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老院落“活”了起来，方国瑜故居、天地院、恒裕公民居博物馆、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丽江古城打造了30个文化院落，为文化传承打造新的场域，为游客深度了解丽江提供新的视角。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