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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罗森：以前的教课任务繁重，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研究。我眼力很好，擅长观察。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时，就做了很多研究，不过主要是基础性的研究。我首先得弄清楚博物馆里到底有什么，所以，那25年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博物馆的地下储藏室里，一件件地仔细查看那些文物。大英博物馆里的早期中国文物，我几乎都认识。换到现在，那段经历可能很难再有了。当时博物馆的管理比现在宽松，而现在，如果策展人想进文物储藏室，得先获得许可，再向安保部门报备，流程要复杂得多。除了熟悉馆藏，我还要写文章，因为研究工作是获取经费的基础。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大学，资金来源都与研究成果挂钩。此外，我还要策展，要去美国、日本考察不同博物馆的馆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前1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打基础。后来我去了大学工作，生活方式、科研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连日来，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黄河流域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针对流域相关省（区）旱情，黄河防总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第一时间分别启动抗旱四级响应和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自6月14日17时起，针对河南省启动干旱防御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单位落实落细各项抗旱保供水措施，做好旱情持续或进一步发展的应对准备。

　　岛安林场场长张迪介绍，在种植灵芝前，职工们对场地进行了彻底消毒，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选育的菌种适应性强、产量高、品质好，在落叶松树根处进行打眼种植，确保了灵芝的优质生长。整个种植过程中，岛安林场恪守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坚决摒弃使用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化学肥料和农药，在确保灵芝品质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林场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

　　“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数量巨大、竞争充分的现代公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跃的重要表征。”他指出，实践中，大量“僵尸企业”却长期占用市场资源与监管资源，传递虚假的市场信号，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信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易信表示，惠民生是促消费的基础，促消费是惠民生的重要途径。强化二者牵引联动效应，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把蕴藏的大量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形成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增长点。

　　他认为，人工智能产业高度市场化，政府支持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能做到90%以上的事情，政府需要关注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只帮忙不添乱。首先就是造势，打造产业生态，其中就包括应用推广，推动更多行业场景开放。其次是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