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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
聊的是家长里短,问的是民生冷暖,听的是群众心声。一次次“板凳座谈会”,是“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的诠释,也是“上下同欲者胜”的写照。
镇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赛事组委会副主任周忠海表示,依托“中国健康旅游名县”“中国天然氧吧”“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等生态名片,镇安推出西线、中线、东线三条康养旅游线路,涵盖古镇探秘、亲子研学、高山露营等主题。赛事期间,全马、半马选手可凭参赛号码布免费游览4A级景区塔云山、木王山等特色景点。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省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成立由25个厅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27个专家组,分片包市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对各地水源调度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等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各地也积极采取行动,组织人员力量全面开展抗旱。
二是还须努力。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需求偏弱等问题尚待有效化解。实现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我们还要付出艰苦努力。当务之急,抓住经济回升时机,拿出更加强烈的担当、更加积极的作为,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