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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地节奏、持续用力，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持。货币政策也应切实解决当前实际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鸭梨、菠萝、巨峰葡萄、白鲢鱼和胡萝卜，幅度分别为4.1%、3.3%、2.0%、1.6%和1.4%；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洋白菜、白条鸡、平菇、大黄花鱼和芹菜，幅度分别为3.9%、1.7%、1.6%、1.1%和1.0%。

　　(四)发展中药材现代种业。研究制定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加强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鼓励开展中药材育种攻关，完善中药材种业基地布局，结合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等，建设高质量良种繁育基地，推广应用优质种子种苗。

　　三是突出人才交流。设置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发展论坛、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科技女性创新论坛等，专门为相关科学家群体创造交流合作机会，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在北京一家纳米膜实验机构，这里正在进行纳米膜水洗后的性能实验。仪器台上巨大水压通过膜表面时，仪器上的数字保持在100千帕以上。这就表明，即使浸泡在10米以上的深水区域，冲锋衣里的膜结构依旧稳定。

　　“一个地方不应该什么都干，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谈起对贵州发展的深刻思考。“从贵州来讲，也要做一些选择，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不要让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反而消失了、抵消了，这就是得不偿失。你们搞大数据产业招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