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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给不少外国汽车品牌带来压力。”美国CNBC网站18日报道称,美银证券汽车产业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在美国汽车媒体协会有关活动中表示,美国底特律三巨头(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他同时警告说,美国三大车企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削减开支,尤其是在内燃机业务方面,因为这是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与此同时,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而新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大国竞争日益激烈。一是围绕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各国政策内向性增强。二是围绕如何引领和主导全球规则与治理体系重构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各国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调一致,导致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显著增加。三是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观念日益增强,国际经贸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改变了过去在成本和效率导向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协调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别分化以及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加剧,并引发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内涵,对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