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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与此同时,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而新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大国竞争日益激烈。一是围绕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各国政策内向性增强。二是围绕如何引领和主导全球规则与治理体系重构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各国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调一致,导致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显著增加。三是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观念日益增强,国际经贸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改变了过去在成本和效率导向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协调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别分化以及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加剧,并引发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积极管理你的核心业务,这真是一剂难吃的药。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墨菲表示,虽然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思考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但美国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的情况略有不同,与传统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相比,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零部件方面拥有大约1.7万美元的成本优势,这有助于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汪品植)
曾文莉认为,在职业选手商业价值充分释放后,其成功效应才会吸引更多的人群尤其是青少年从事网球运动,而这是中国网球经济发展的根基。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聚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升我国宏观经济动态平衡能力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通过增强国内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进国内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也将为从容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挑战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内涵,对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显著优势,消费市场还在不断成长壮大。14亿多人口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基础,其中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持续扩大,已成为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多样、城乡市场潜力巨大,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消费品类,为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创造了广阔空间,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基础。大国的规模优势使我国具备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现实基础和长期潜力,从而可依托强大国内循环,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高端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