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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财政政策是“输血”，金融政策是“活血”，财政政策通过税收、补贴、政府支出等方式直接提高居民收入，而金融政策则通过降低利率、优化信贷结构等方式，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推进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更好发挥金融对扩大内需的支持作用，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基础上的结构性协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支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功能，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完善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制造业等的融资支持政策，形成财政金融政策合力，提升政策精准性和传导效率，为提振消费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强化融资增信和风险分担等支持措施，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促进消费和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强化市场预期引导，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风险化解；依法依规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提升信用服务水平，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营造安全稳定、预期清晰的金融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与此同时，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而新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大国竞争日益激烈。一是围绕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各国政策内向性增强。二是围绕如何引领和主导全球规则与治理体系重构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各国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调一致，导致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显著增加。三是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观念日益增强，国际经贸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改变了过去在成本和效率导向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协调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别分化以及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加剧，并引发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17日刊文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车企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电动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在这一市场上，墨菲和其他分析师认为，美国车企当下很难抵挡中国自主品牌的实力。墨菲说，消费者现在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忠诚度”很强，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后，这种“忠诚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去年以来，中国对多个国家单方面免签。截至目前，中方已经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施行单方面免签；还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互免了签证。此前的6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惠灵顿总督府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希望新方为中国公民赴新提供更多便利。

　　3月11日，杜特尔特在结束海外行程返抵马尼拉后被菲律宾警方拘留。有关方面向杜特尔特出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当天深夜，他被安排搭乘飞机前往荷兰。莎拉·杜特尔特随后表示，她将跟随父亲前往海牙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