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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
连续不断的历史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的文明。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其创新性。这种创新性突出体现在思想、科技、制度等方面。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在人性、道德、政治等方面提出了独特见解;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哲学思想更加开阔;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种思想领域的创新发展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同样令世人瞩目。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之作,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制度创新也为世界所称道。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等使得中国具备了高度统一和稳定的政治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体系。
詹先生说,这次桂林之行,与同伴乘坐游船游览漓江风光、参观当地新农村令人印象深刻。一条蜿蜒的漓江与两岸喀斯特地貌的山峰就像一幅水墨画,三四个小时的游船游览行程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二楼甲板上拍摄风景。
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新奇迹。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从优亲厚友,到吃拿卡要,再到执法不公,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群关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推动党员干部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以好作风好形象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在2025年京津冀首趟“银发旅游专列”旅程中漫步肇庆紫荆花长廊;搭乘上海“乐游长三角”银发旅游列车观赏池州杏花村满园春色;跟随四川“熊猫专列”银发旅游列车徜徉兴义万峰林油菜花海;乘坐甘肃“环西部火车游”陇南踏青赏花旅游列车穿梭梦幻洁白的樱桃花间……这个春天,“春日经济”正与“银发旅游专列”牵手,激活消费新潜力。
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就要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布局产业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引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并形成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而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