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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6月13日9时，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福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广西、福建协助指导；新增针对河北、内蒙古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继续维持针对河南、山东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正在两省协助指导。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我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强大生产能力，通过“走出去”特别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我国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发挥好进博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拓展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提升进口贸易的便利化水平，能够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继续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向各国开放市场，共享大市场机遇。未来，还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吸引外资进入和拓展多元化进口创造统一、有序和高标准的制度环境，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让全球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以利益共享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给不少外国汽车品牌带来压力。”美国CNBC网站18日报道称，美银证券汽车产业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在美国汽车媒体协会有关活动中表示，美国底特律三巨头（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他同时警告说，美国三大车企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削减开支，尤其是在内燃机业务方面，因为这是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

　　数据显示，免签对入境游的促进效果显著。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此前表示，自中国对多国单方面免签以来，对入境游市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让来自更多客源地的境外游客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来到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当前在科研项目评审过程中，同行评议的标准和流程仍不够规范，评审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安徽工业大学校长曾杰建议，明确同行评议的标准和流程，加强对评审过程的监督，建立评审专家信用档案，对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减少人为因素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