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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伟恩于去年8月出任挪威驻华大使。对他而言，中国交通电气化发展速度之快也令其印象深刻。戴伟恩表示，中国的高铁既方便人们高效出行，其碳排放量相较于飞机也更少。“这是调动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投资可以成为建设碳中和社会所需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双创”不仅让民族文化魅力得到多元彰显，更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中焕发新活力。从肇兴侗寨到整个贵州，民族文化的创新之路，为文化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彰显了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十二届四川省委科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多个重要议题，包括“学习中央科技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省委科技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拔尖学生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追踪(本报曾于2025年1月17日刊发《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拔尖计划”育人成效如何》)，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了大规模学情调查。

　　“大家都知道，以往我演的坏人比较可爱，大多出现在喜剧里，观众看完也就是当时恨一下，恨不起来太久。但这次这个角色，观众看完可能会从骨子里‘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