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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为全面推广庄子峁经验，庆阳市从2024年8月起，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百千万工程，打造一百个农文旅融合特色村、培育一千个直播账号、培育一万个带动型农户，推动形成乡村振兴新业态、新格局。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该师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慧表示，新星市采取综合性帮扶措施，提升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通过师、团两级联动监测，分类建立独居、空巢、失能、高龄等老年人信息台账，建立“物质+服务+心理”的帮扶模式。

　　1—2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83.4亿美元，同比下降5.6%；新签合同额353.4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其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0.6亿美元，同比下降5.2%；新签合同额309.2亿美元，同比增长33.7%。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气象部门、同仁医院等组成专家团队开展多项研究，方便市民及时应对。与卫健部门联合进行科普宣传，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植物花粉和过敏预防等知识；组织园科院、农林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开展花粉治理科技攻关，选育无粉或少花粉植物品种，验证人工调控柏科植物球花数量的可行性并开展特定区域过敏原植物群落调查。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大企业，底子厚、实力强，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举足轻重。中小企业，有灵气、有活力，亦能支撑大创新。“大”与“小”，有差别，但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