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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的影响不仅限于墓葬，它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首先，黄土覆盖了岩石，使得金属矿藏难以显现，这或许是中国较晚进入金属冶炼时代的原因之一。其次，黄土覆盖了大面积的石料资源，使得早期建筑主要依靠黄土，人们用夯土建墙、建房，甚至挖窑洞居住。更重要的是，黄土的特性促成了“台基”（即建筑物的高台）的发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商朝之前），人们就在黄土高原上修建夯土台基，并在其上建造重要建筑。这种做法不仅能增强建筑的稳固性，也有助于防御外敌。台基越高，建筑越重要。这一传统延续至青铜时代，如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等遗址的建筑都依赖台基。这种建筑形式甚至影响到紫禁城，其主要宫殿同样建立在高台之上。有趣的是，即便在西方模仿中国的建筑风格时，仍然可以看到这种高台结构的影响。表面上看似砖石砌成，实际上内部多为夯土结构，仅外覆一层石材。我当年写《莲与龙：中国纹饰》时，还未涉及“台基”这一概念，但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中，我在结论部分特别补充了部分内容，将“台基”这一建筑传统纳入其中。你去过石峁吧？我认为它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石峁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北部，是经济模式变革的关键区域。随着牲畜的传入，当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是石峁，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渭河流域，这片广阔的区域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例如，在山西碧村，也发现了与石峁类似的建筑结构。这两处遗址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6月13日9时，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福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广西、福建协助指导；新增针对河北、内蒙古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继续维持针对河南、山东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正在两省协助指导。

　　业内人士撰文称，此前一轮建设的大量智算中心项目，特别是为了扶持国产替代的政府采购，有些算力在闲置。而且，绝非总量过剩那么简单，原因不是用户不想用，而是真用不起来。一线的现实和纸面上的统计不同：不是把计算卡插进主机里通上电就能叫作“算力”的，硬件还要跟软件相结合。

　　首店密集上新、首展焕新场景、首发品激发购买热潮，首发经济已经成为各地擦亮城市名片的重要抓手。在首发经济加速发展的态势下，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营商环境建设、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品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把关，让消费者愿意从首次尝试变为持续消费，将流量变成留量。值得一提的是，各地也要在“因地制宜”上做文章，特别是各个中小城市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条件，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记者近日在武汉堤角公园看到，宇树人形机器人被团团围住，成为“人气明星”。机器人仿佛感受到这股热情，灵活地挥手、比心，变换各种姿势配合拍照，偶尔还会驻足仰视枝头的樱花。